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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ell B. Goodman, American Philosophy before Pragmat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218pp., $50.00 (hbk).


书评人 | John Kaag,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Lowell

翻译 | 周靖,  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候选人

 

人们常常认为美国哲学滥觞于十九世纪末,以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查理斯·皮尔士(Charles Pierces) 等人为代表的哲学。沿着这条思路,同时发展起了“实用主义”运动,该运动源自西方哲学史中的如下信念,即人们应该依据实践上的后果来断定真理。实用主义之前,美国没有哲学。美国哲学多半是在一个更为宽泛的文化历史背景下,自省自发产生的哲学。于是,问题来了。问题是,这种观点显然是错的。在这本书中,罗素·古德曼便在他的《美国哲学和浪漫主义传统》(American Philosophy and the Romantic Tradition,Cambridge, 1990)一书的基础上扩充自己的观点,并试图纠正上述错误的观念。

该书共有六章,分别介绍了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联邦宪法的起草者们、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以及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等人的思想。如果读者对这些思想家的文化背景、思想脉络,以及他们思想间的关系感兴趣,古德曼的这本书是必读之作。这本篇幅较小(但有不俗抱负)的著作还有许多其他可圈可点的地方:它提供了关于历史细节的描述,它预测了稍后哲学发展,它启迪人们关注政治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并且它亲切的写作风格,能使读者轻松地、如读故事般理解美国思想的脉络。古德曼并不是随意挑拣并介绍这些思想家,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他想的是“描写那些其思想至今仍对我们有影响的作者的思想,他们的作品在历经一两个世纪后,仍历久弥新。”

古德曼对他写作本书的方法也了然于心:他旨在考察跨大西洋联盟中的每一位思想家,同时解释那些思想家为什么重要,并在哪些方面超越了欧洲哲学的观念。相似地,他也对他贯穿全书的思想线索了然于心。首要的观念是“自立精神”(self-reliance)(这一观念源自康德1784年发表的“什么是启蒙”一文):美国思想家应该“敢于去认知。”古德曼的第二条思路是“广纳百川”(reception)(也可以理解为爱默生的观念“补偿”[Compensation])——即思想家必须对他们置身其中的更为广阔的背景和社会环境了然于心。最后,古德曼转向了对公共政治的探讨。古德曼选择了奴隶解放的案例以探讨实用主义之前六位思想家的思想。我将简叙每一章的重点,而后就论述的框架提出我的评论。

开篇论述爱德华兹思想的这一章是古德曼这本书里最好的一章。他阐述了爱德华兹常被称为“明智的灵性”(sensible spirituality)的观念论,这种观念论试图实现经验主义者的洞识和柏拉图主义、智者学派的哲学的联姻。这对爱德华兹来说,绝不是耍哲学上的小花招。他的美国观念论与当时日趋声势浩大的物理主义(materialism)思潮背道而驰,但也的确不同于后来对美国物理主义和决定论的那些批评。然而,后来许多美国思想家都反对霍布斯的物理主义,他们反对的原因在于对个人自由意志的强调(例如詹姆斯思想)。爱德华兹更加关心的是,像霍布斯、牛顿这样的哲学家,其思想已经危及到了上帝在宇宙中的位置。古德曼正确地认识到,爱德华兹所追求的正是查理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谓的“本体的逻格斯:自然和人性的法则同时也是我们做事所依据的法则”(48页)。

在论述富兰克林思想的那一章的开篇,古德曼在爱德华兹以上帝为中心的观念论和富兰克林的哲学之间做出了有益的区分,前者试图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基督教精神的信条,而后者则更加是迈向了启蒙。用古德曼的话说,“富兰克林开创了物理主义的新世界,这一新世界受到牛顿式的有序法则的约束。物理的法则并不告诉我们要做什么;它们不是规范性的法则;它们并不解释一切”(48页)。对于富兰克林来说,宇宙为人类提供了自己可以运营的空间和机会,我们能够借此实现属人的(而非属神的)目的。古德曼非常充分地揭示了富兰克林是如何抓住这一机会并在宇宙中占据一席之地。相对于爱德华兹而言,富兰克林的思想更加是实践哲学、政治哲学,主要原因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信徒,他相信个体人追求的是尘世的人性的幸福,而非严肃的天国的幸福(50-60页)。古德曼的这一章基本上是沿着爱默生所谓的“伟人”(great man)这一思路进行的。根据爱默生,“富兰克林是政治经济学家,是一名自然哲学家,道德哲学家以及政治活动家。”古德曼向读者展现了富兰克林这些所有的方面,这为那些想扩充自己思想的本科生、研究生提供了有益的导读。古德曼对富兰克林作为自然哲学家的工作所做的简要评论洞见十足。在这里,读者会获得这样的感觉,富兰克林懂得错误和惊奇(error and surprise)的哲学蕴意(64-65页),在学习后来美国哲学时,我们将会看到这两个概念是十九世纪美国哲学中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中的核心概念。

在简要阐述富兰克林对美国政治的远见卓识之后,古德曼在第三章中转向了对共和主义者的具体分析,对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思想做出了重点论述。联邦党人在就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的讨论形成了系统的思想(90页)。有益的是,他也在更为广阔的思想情境中,例如政治腐败和财产分配,讨论美国共和主义思想,他关切如何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经典作品发现这些思想的源泉(92-98页)。古德曼对美国共和思想的定义的一节为第四章中讨论杰佛逊思想奠定了基础(在我看来,古德曼应该对共和思想的定义做出更为细致的探讨。)第四章中的一个关键论点是,富兰克林和杰佛逊成功地把美国政治从宗教的掌控中解放出来。关于这场运动有着许多其他着力因素,但是文化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在这场解放运动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总得来说,古德曼并未完全展开这一运动的全程线索。戴维德·赛阿特(David Sehat)的近作,《美国宗教自由的神话》(The Myth of American Religious Freedom,Oxford, 2011),则栩栩如生地为我们描绘了美国世俗主义的基本观点。然而,古德曼的确深入探讨了杰佛逊有争议性的论奴隶制的观点,这些令人钦佩的思想使得杰佛逊直接承受了来自种族主义者的压力。

最后两章是关于爱默生和梭罗的生平和著作的讨论。读者会发现,古德曼无疑是爱默生专家。第五章的哲学视野宽阔且极具深度。通过第五章,人们能清楚地认识到爱默生为何与新柏拉图主义有关系(这一点常常被忽略),为何与浪漫主义者(尤其是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有关,以及为何与休谟、蒙田的怀疑主义拉上关系。人们或许会期望古德曼可以将他对爱默生的分析分为两个更长的分节,因为他在该章结束部分对爱默生关于奴隶制和种族的观点的论述尤为引人入胜。爱默生在其晚年是废奴主义者,而古德曼强调爱默生一生都是废奴主义者(192页)。古德曼需要对此作出更多的论述,尤其是就爱默生与废奴主义者希欧多尔·帕克(Theodore Parker)的关系作出考察。

古德曼从他对19世纪40年代围绕奴隶制问题的政治动荡的兴趣,恰当地展开了他对梭罗的讨论。对于古德曼而言,梭罗复兴了古代(包括西方的和非西方的)思想的如下信念,即哲学最好被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梭罗对现代性的批评思想源自斯多葛主义,他认为在现代文明中寻不到人性的解放,个体人应该回归自然,解放天性。这本书简短的后记中介绍了19世纪70年代之后到实用主义早期的美国哲学发展,尤其介绍了詹姆斯、皮尔士和杜波依斯(W.E.B Dubois)的思想。古德曼尤为关注詹姆斯和爱默生思想之间的关系,强调爱默生的自然观影响到了詹姆斯《宗教经验种种》(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一书的写作(239页)。

《实用主义之前的美国哲学》一书旨在克服关于美国哲学的错误观念,但是它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正如其抱负十足的标题所显示的那样,该书还提供了概览并就某一具体观点作出了探究。然而,这本书读起来更感觉是一个论题较小的哲学专著。米萨克(Cheryl Misak's)的《美国实用主义者》(The American Pragmatists)(该书与古德曼的书出自同一系列)也有着类似的问题。该系列书籍的编辑应该更加注意这些书的书名,要做到“名副其实”。如果一本书只有250-300页的话,人们便需要限制标题所预示的论题论域。

古德曼仍让读者留有如下印象,即美国哲学是一群“伟人”的故事。总体来说,他的论述排除那些女性哲学家以及有色人士,而这些人都为实用主义之前的美国哲学发展做出了贡献。古德曼的榜样是保罗·孔金(Paul Conkin)的《清教徒移民和实用主义者:美国八大思想家》(Puritans and Pragmatists: Eight Eminent American Thinkers)一书。不令人诧异,但令人困扰的是,这八大思想家都是白人。古德曼的书从非白人学者(例如,亨利·路易斯[Henry Louis Gates])的思想中汲取了影响,并围绕着奴隶制的问题展开,但他一次都未曾提及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并只在一节中讨论到了福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rick Douglas)。在20世纪之前的西方哲学中,一些女性哲学家提出的美国超验主义的确为哲学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古德曼有空讨论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el,一个重要的非美国思想家),大部分时候却无暇顾及美国女权主义者的思想。对在十九世纪为女权主义思想列定基本条目的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古德曼只用了三页篇幅匆匆提及。莉迪娅·蔡德(Lydia Maria Child),她是美国正式批判奴隶制的第一人,其声名在19世纪40年代的时候超过爱默生,威廉姆·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称其为“第一个女性共和主义者”。过去二十年里,有许多研究她的著作(例如卡洛琳·凯驰[Carolyn Karcher]的优秀著作)面世。但古德曼对她只字未提。对于一本公开讨论政治方向的著作来说,古德曼的书未提及19世纪40年代女权运动,未提及伊丽莎白·斯坦森(Elizabeth Cady Stanton)、苏珊·安东尼(Susan B. Anthony)或者塞尼卡福尔斯会议。

如果只把这本书看作是一本专门的哲学专著的话,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理解了。但是它不是一本专著。那些想对19世纪早期历史有所了解,并了解当时的哲学思想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都会读到这本书。这就意味着这些学生接受到的是美国传统中的一幅特殊图景,五十年或一百年前的人或许会接受这幅图景,但是在今天的哲学文化下则不能接受。当然,古德曼的著作对爱默生和爱德华兹的思想做出了新的阐释,我们很欣赏他就此所做的贡献,但我在这里强调的不是这一点。古德曼的著作未提及许多19世纪的思想家和作家,考虑到米萨克的著作中同样忽略了他们,我认为牛津历史哲学系列应该加入这一本书:《美国哲学中被遗忘的运动》(The Forgotten Movements of American Philosophy)。一百年后,当学者回顾此时的美国哲学时,我希望我们有更多值得被铭记和赞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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