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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亚军:《超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279页,39元(平装)。


书评人 | 黄家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硕士

 

在国内,相较于作为主流的欧陆哲学(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法德现象学传统)和如今势头强劲的分析哲学,实用主义依然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很多人甚至怀疑实用主义的哲学性,陈亚军《超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叙事的当代转换及效应》(以下简称《超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一书试图对之做出回应。他挖掘实用主义的传统和价值,展现了实用主义在当代哲学争论中的理论力量,使“实用主义无愧于‘哲学’这一称号”(作者的话,第3页)。

本书除导言“‘语言’与‘经验’的双重变奏”和附录“布兰顿其人其书”外,分为六章,前三章主要讨论古典实用主义。具体而言,第一章对皮尔士的探究,聚焦在他的符号学(语言)上,用语言取代观念,即用语义学取代笛卡尔式的意识哲学,开启了哲学研究的“新的不同路径”。语义学的问题在于,符号的意义来自哪里?如果是来自语言内部,那就会导致无穷倒退,所以后来皮尔士转向了实用主义,即语用学的进路。皮尔士开启的道路在詹姆斯、杜威并没有延续下去,他们更关注“经验”,这是一种更近于现象学的生存论视角。第二章主要讨论詹姆斯的意识流学说和彻底的经验主义,在这里“经验”先于主客、内外之分。但依旧有泛心理主义的痕迹。第三章是杜威的经验主义,杜威的经验主义被看作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统一,是自然化了的黑格尔主义。在他们的视域下,世界通过经验向我们敞开。这构成了发展的第一个圆圈:从皮尔士的语义学到詹姆斯、杜威的经验哲学。

后三章论述新实用主义家族,陈亚军以语言转向与经验复归为主线,刻画了新实用主义的多种叙事在当代发展,认为他们语义学和实在论是他们的两大核心问题。第四章聚焦在新实用主义语言学派上,从弗雷格对涵义和指称的区分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出发,经由塞拉斯对理由和原因的区分和戴维森的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语义整体论,最终达到罗蒂的语言唯心论,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完全丧失,我们剩下的只有语言。经验与语言钟摆再次摆荡到语言这一边。在第五章,作者重点讨论了普特南和麦克道威尔的工作。在他们那里,古典实用主义是经验主义立场复归。普特南认为罗蒂没有突破近代思维,不过是讲笛卡尔的心灵与世界的关系转化为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并进一步取消世界,但问题并没有解决。麦克道威尔区分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将自然、经验概念化,普特南进一步将之放在人类生活实践之中来理解。以之来回答语义学和实在论的问题,即他的语义指称理论和直接实在论。但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在第六章,陈亚军讨论了布兰顿的语言实用主义,布兰顿接续罗蒂的语言融贯论,呼应皮尔士的推论主义学,提出了一种社会化的理性推论语义学,将罗蒂那里分裂的语言推论和语言实践较好的结合在一起,但世界在他那里依旧太轻。语言和世界、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布兰顿和麦克道威尔……这个关于实用主义的故事还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

相对于陈亚军自己之前的《哲学的改造:从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和《实用主义:从皮尔士到普特南》两本著作,或国内外其他相关著作,《超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特殊之处,首先,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是它从问题出发,以心灵与世界、语言与经验之争的视角,深入考察了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发展的内在发展逻辑,虽然也基本按照历史线索下来,却不是实用主义英雄历史图谱的罗列。具体地说,本书前三章和后三章,即从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并不是断裂的,而是有机联系的,它们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整个实用主义发展史,是一个在语言与经验之间不断摇摆、前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从皮尔士开始,目前到布兰顿为止,经历了语言(皮尔士)——经验(詹姆斯、杜威)——语言(戴维森、塞拉斯、罗蒂)——经验(普特南、麦克道威尔)——语言(布兰顿)诸阶段。在这场以语言与经验为主战场的战争中,心灵与世界、语义学与实在论、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等诸交叉战场上,烽烟不断,战功无数。这场战争,远没有结束,但已显示了实用主义家族内部叙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显示了实用主义的理论活力。

其次,注意到古典实用主义和欧洲现象学传统的密切关系,并对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的关系作出了新的解释,即不仅是罗蒂、普特南等人使用分析哲学的方式,使得实用主义视角在当代复活,而且,古典实用主义,特别是皮尔士的研究本身,对分析哲学在美国发生、发展具有构成性的影响。陈亚军提醒我们,当我们说语言学转向的时候,不能只看到弗雷格(或罗素、维特根斯坦),也要看到皮尔士。甚至从时间上讲,皮尔士在先。他的符号学研究,使他认识到,我们不能离开符号、语言来思想,“当我们要对思想加以分析时,我们其实是在分析语言”(陈亚军:《超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第2页)。只不过后来詹姆斯、杜威更多关注“经验”,从生存论角度发展实用主义,使得皮尔士开启的语言学转向,刚起步就熄火了。等到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实用主义者才再重启语言学转向。其实,从实用主义角度沟通大陆哲学传统和分析哲学传统的努力,也是当代一些新实用主义者努力的方向,如伯恩斯坦、马戈利斯(Joseph Margolis)。(“如果皮尔士可以看作分析哲学先声的话,那么詹姆斯和杜威所倡导的经验主义则是现象学—存在主义在美国哲学传统下的并行发展。” 第97页)。

以上两点,用陈亚军自己在“作者的话”中的表述就是:“它(指此书)将聚焦点对准了心灵与世界这一西方哲学的核心话题,并从一个新的角度即分析哲学、现象学的角度,诠释了实用主义的内在张力和当代演变。……实用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先声。……这一张力(指心灵与世界)构成了实用主义家族的演变轴心,新实用主义在分析哲学的背景下,呈现了古典实用主义的内在分歧与互补。”(第2页)

第三,将匹兹堡学派的麦克道威尔、布兰顿等人也纳入新实用主义发展的脉络之中,进行系统考察,在国内也数首次。在此,我想将陈亚军的工作和R.伯恩斯坦在《实用主义转向》(The Pragmatic Turn中所作的工作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在《实用主义转向》一书中,伯恩斯坦援引麦克道威尔,区分所与神话与融贯论,这和陈亚军的语言与经验之争,有异曲同工之妙(Bernstein,p.47)。不仅如此,甚至在具体关注点上也多有相似,比如都关注皮尔士三个范畴的理论(见The Pragmatic Turn,第6章中“Peirce:Three Categorial Aspects of Experience”一节和《超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第一章第七节“‘语言’背景下的世界”,这是很多实用主义研究者研究皮尔士时忽视的)、“罗蒂笔下的杜威”(见The Pragmatic Turn,第6章中“Dewey: The Darwinian Naturalization of Hegel”一节, 《超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第三章第一至三节,《形而上学与社会希望》第十一章,“对杜威‘经验’的不满”),在其观点也颇多相契。陈亚军自己也表示过对伯恩斯坦的认同。我认为相较于伯恩斯坦,陈亚军的研究更进一步的地方,正在于将匹兹堡学派的麦克道威尔、布兰顿也纳入新实用主义发展的脉络之中,进行系统考察。伯恩斯坦虽然广泛征引麦克道威尔和布兰顿,但他对实用主义脉络的考察还是止步于罗蒂。也许他认为,对于后者还没有到纳入实用主义发展史的恰当时机?

最后,阅读本书,我的一个疑惑是:奎因去哪了?虽然陈亚军交代说自己不准备处理关于实用主义的全部主题,毕竟这是一部专著,而非哲学史。但是奎因的消失,还是让我有点意外,毕竟,在陈亚军之前的叙事中,奎因一直占据着从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中转站的核心位置,而在新的叙事中,奎因不见了(不是完全不提,而是在主线讨论中没有见到)。原因可以是,奎因在这一主题上没有值得一写的贡献,但果真如此吗?他著名的本体论承诺和整体论都可以放在这一叙事中来理解。那么另一种解释是,奎因不够实用主义,就像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是实用主义者一样?相似地,伯恩斯坦在《实用主义转向》中,也提及奎因,但奎因同样没有占据重要的位置,没有他的书中占据一章,反而是哈贝马斯有专章讨论,伯恩斯坦甚至说“当奎因在著名论文《论何物存在》中使用‘实用’一词时,它的意义更多归于卡尔纳普而非任何一个古典实用主义者”(Bernstein,p.15)。陈亚军和伯恩斯坦都“抛弃”了奎因,令我感兴趣且迷惑。

 

参考文献:

Bernstein,R.(2010).The Pragmatic Turn.Polity Press.

陈亚军.(1998). 哲学的改造:从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陈亚军.(1999).实用主义:从皮尔士到普特南. 湖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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